刘长乐、陈梁、欧阳常林、区念中…… 他们是中国电视界的高手。

　　他们洞悉中国电视业的真相，并是电视风云和电视传奇的幕后导演。

　　他们了解自己管理的电视机构在同行中扮演的角色和传递的公众价值。

　　他们也急切去了解世界的变化和受众的趣味，不断改革，朝着预见中的趋势走去。

　　中央电视台的大台风范和传媒影响力举国公认。我们把探询的目光对准在2005年同样成绩斐然的境外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让这些电视界的权力精英告诉我们比荧屏更真实、更富挑战性的中国电视格局。

　　凤凰卫视行政总裁 刘长乐

　　所有的媒体都不得不关注观众在想什么、需要什么

　　与《新周刊》一样，在传媒界具有突破意义的凤凰卫视今年走进自己的10周年。刘长乐坦承：“到去年凤凰才首次分红。”而凤凰卫视资讯台也于去年首度实现赢利。10年磨一剑，这位当年放弃诸多赢利产业的传媒巨擘将凤凰当作他的终身事业来做。他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没有第二个刘长乐可以在当今的传媒舞台上崛起。

　　凤凰为什么不做“超女”

　　《新周刊》:你对凤凰卫视2005年的整体表现怎么评价？

　　刘长乐:应该说，总体表现我个人还是很满意的，因为2005年对于媒体的改革以及媒体产业化的进程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国电视行业和相关媒体行业都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凤凰卫视当然也在其中。我们2005年在人文追求、纪录片的制作方面做了很多，这种人文追求有着非常大的文化含量，形成了品牌，应该说在观众，包括专业学者中间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我们拍的纪录片《春蜇惊梦——二二八纪实》在台湾播出后反响非常强烈，台湾的中视、TVBS、中天几大台一起播，这种情况是很罕见的。其他纪录片如《1949大迁徙》、《台湾政坛17年》、《蒋氏父子的台湾岁月》，在台湾也产生很好的反响，一时间刮起了凤凰纪录片旋风。我们在这样不适宜的地方和不适宜的时机推出让受众刮目相看的产品，和“超女”正相反。“超女”是民间的一个产品，它在大陆出现的效果和我们的高端文化产品在台湾出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我们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

　　《新周刊》:提到“超女”，我想听听你对“超女”现象的评价。

　　刘长乐:“超女”这个产品实际上我们早就注意到，美国做的，出现不久我们就已经认真研究过它适不适合凤凰，后来放弃了。原因很简单，凤凰在大陆并不是100%可以落地，我们目前的收视群大概是1.8亿；如果我们依托于目前的覆盖情况，去进行非常普遍的、几乎是全民性的电视行为，就有一个合不合法的问题。

　　《新周刊》:但是凤凰也做了“中华小姐评选”这种节目。

　　刘长乐:它面向全世界华人，并不依托于大面积的收视率，而且它的评选绝大部分不是即时的。但“超女”要求即时的海选、观众互动，就必须依托非常OPEN(开放)的通讯网络，而这个通讯网络本身也具有合法性的要求。比如说电信和你配合这个项目，他也得想想你是不是能够合法落地，搞“超女”活动每个地方都得报批，所以法律上的问题使得我们望而却步，忍痛割爱。

　　《新周刊》:2005年凤凰有没有别的节目和“超女”相提并论，创造了一种新的节目类型？

　　刘长乐:凤凰在受众思想的转移和定位转移方面起了历史性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种作用更多的是潜移默化、水滴石穿，或者说是非主动的。“超女”是一个质变，它颠覆了以往的媒体功能和媒体观念，受众在很大程度上主宰媒体的发展空间，当然，会带来一系列后患，引出一些社会责任感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现在媒体本位向受众本位过渡，哪一个媒体也不能不关注观众在想什么、观众需要什么，过去媒体是不管你需要不需要，给你什么你就得要；但现在是你要考虑观众，他喜欢不喜欢，在乎不在乎你，这就是一个深刻的变化。

　　《新周刊》:在我看来，凤凰在受众本位和社会责任感之间起到了一个平衡作用，它一直在追求节目的这种平衡形态。

　　刘长乐:你对此的评价我非常满意。凤凰在媒体本位向受众本位的过渡中起到了推波助澜，或者说是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中国媒体历时将近10年的巨变中，凤凰始终伴随着中国媒体改革的大浪，成为世纪弄潮儿，但是我们时时刻刻没有忘记我们的职责。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靠自律，更多的是在道德和人文上的自律。因为我们是以全球华人为服务标准、服务对象的电视台，不可能以哪个地区的尺度作为标准，它应该有更宏观的、更具有广泛意义的道德、文化，或者是人文的标准，作为自己政治责任感的一部分。